【聚杰网人物特写】楚星国际王永：中国品牌的伟大复兴

　　对话语录：

　　一个人穷惯了，穷怕了，他急于通过这种豪华品牌甩掉身上的农民气息，这是一个国家发展品牌的必由之路，消费群体也需要这么一个过渡，这是正常的。

　　我想社会各个阶层也要关注企业家，不要动不动就把企业家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真的不容易。

　　总体来讲不做品牌是等死，做品牌有可能牺牲，但是牺牲也是烈士。

 　　创业之初与狗赛跑

　　本报记者：你用十年的时间把楚星国际做成了一个设计行业最赚钱的公司，是不是其中也有一些“别人在睡觉，你们还在走”的过程？

　　王永：我来北京是96年3月8号，来考研的，后来觉得考研不行就去公司上班。我这个人属于锋芒毕露的那种人，表现很突出，成绩也很好，就会有人妒忌，我在公司里的人际关系就很紧张，后来想那就自己出来创业吧。

　　出来以后，我就在想找一个什么方向？当时我们看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广告设计都已经很饱和了。有一次我们公司要买家具，到了家具城我们要看画册，他说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就和老板说你把家具优惠一点，我给你做一个画册。

　　我们当时是用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开始在香河，那时候我们经历了“与狗赛跑”的阶段。因为农村每家每户都有狗，那些狗追着我们跑很危险，为了甩掉追我们的狗，必须要骑车骑得特别快。那时候没有车，我们坐938到香河，在村里面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租个自行车在村里面转。

　　后来我们又回到北京郊区，我们的营销策略作了改变，都是找最高端的客户，并且会给客户提供一些比如说咨询方面的服务，这是别人提供不了的。那时候我还写了一本书，把书送给客户，人家想这个人还会写书，那时候大部分的家具公司都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上去好象一个文化人。而且我的服务意识也很强，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中国品牌在2050年爆发

　　本报记者：什么机缘开始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

　　王永：那时候，居然之家，爱家家具、东方家园已经全部都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没有空间了，天花板已经到顶了。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新的方向突破。

　　03、04年的时候我去北大念了MBA。这两年对我的人生改变非常大，那时候认识了很多很好的同学，我们开始决定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

　　我就分析自己的长处，发现我适合做资源整合。当时准备做一个设计产业联盟，后来发现设计行业里面的人个个都是老大，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好做。那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国家的品牌战略要起来了，后来认识了艾丰教授，他原来是《经济日报》的总编辑，我们得到了他的支持。

　　我们在2005年拜访了几乎所有品牌专家、品牌机构、品牌媒体，发现两种人在做品牌，一种是特有实力，但是没激情，还有一种是有激情没实力。我发现这两种人都做不好，没有激情显然是做不好的，有激情，一天到晚想做品牌，那谁来买单呢？我就想我来做品牌。2005年年底的时候成立了品牌中国产业联盟。

　　我最崇拜的两个人是施瓦布和顾拜旦。施瓦布30多岁的时候搞的世界经济论坛，论坛是什么呢？没有场地，没有嘉宾，没有媒体，但是他整合了最好的场地、最好的嘉宾资源、最好的媒体关注。奥运会也是，没有媒体，没有运动员，也没有场馆，但是大家修最好的场馆为了它，最好的运动员也为了它。所以我们想打造品牌界的奥林匹克。我们非常坚定不移地一点是我们只跟自主品牌合作，就是要支持自主品牌。

　　本报记者：很多国内的自主品牌，无论是价值还是知名度，跟国外的品牌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在你看来是本身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国内企业家对品牌的包装能力要弱一些？

　　王永：我去年年底在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品牌中国的伟大复兴”。曾经有一段历史，我们的GDP已经占到全球绝对控制地位了。当时全世界的贵族还没有什么品牌意识的时候，贵妇人都希望有一个丝制的旗袍，都希望家里有一个中国的陶瓷。这就是最初的品牌。后来，我们国家家道中落，现在要复兴，78年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开始谈品牌。就像跑步，你已经跑了20分钟了，你让我现在跟你跑，我怎么能追得上你呢？同样的道理，现在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已经跑了两百年了，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要看相对速度，我们的相对速度是很快的。假以时日，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你。

　　比如说互联网，阿里巴巴、百度、搜狐、新浪都不比雅虎、易贝、Google差。所以说，如果是同样的起跑线，我们是不怕的。

　　一个国家的品牌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全世界五百强的品牌最多的在美国，因为美国最发达，然后是德国、日本。所以中国经济的巨大繁荣给我们所有品牌的发展和崛起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觉得中国的品牌一定会在2050年左右成为世界上最一流的品牌聚集地。

　　本报记者：你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对待品牌的认知，这几年有什么变化？

　　王永：我明显地感觉到跟我们打交道的企业家，他们的品牌意识在不断加强。这可能也有社会大环境的作用。目前企业家们应该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冷静，不像原来很急躁，一出来就要做品牌。做品牌就是做文化，一定要从文化切入。而且国家的宏观层面上对品牌建设也越来越有力，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在保护品牌。

　　中国企业应该受到国民待遇

　　本报记者：今年两会期间，你们提出了《自主品牌促进法》议案，这个设想中的法律打算从哪些方面给中国的自主品牌有一些保护？

　　王永：我们国家对自主品牌的政策需要法律化。虽然已经提出了保护，但是属于“空中有朵雨做的云”，云没落地。我们现在是多头管理，质检总局、商务部、发改委都管。但是什么行业都有国家标准，一到了品牌的时候就没有国家标准了。我们这次通过这个法律想来明确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这个事情。

　　法律还要设立专项的资金，对企业树立品牌进行支持。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法可依，高兴就支持，不高兴就不支持。如果有法律明确地说要怎样保护，怎样支持，这个事情就可以变成常态，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来改变。

　　本报记者：不过出台这样一个促进法后，是否有可能导致国内的企业由于过分保护而失去竞争力？

　　王永：我们讲的这个法叫《自主品牌促进法》而不是《自主品牌保护法》。促进和保护是两个概念。

　　我们历来就不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国家的企业都没有国民待遇。我们要求在自己的国家享受的待遇和别人一样。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品牌也是一样的，我不要求你一定要支持自主品牌，但是至少要跟外资品牌同等对待。

　　现在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人的意识层面，或者地方政府的操作上都对自主品牌有一定偏见。比如说像上海，去年在一个街道改造的时候，国外品牌不管是好品牌还是坏品牌，只要是打了一个洋名的，都是国际品牌，而自主品牌被全部赶出去，这个是不对的。

　　在历史上，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自己的自主品牌进行保护。美国的总统，坐的是美国车，德国元首坐的是德国车。日本首相也坐日本车，韩国、英国更不用说了。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