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杰网人物调查】茅于轼：我充满理想但不脱离实际
对话语录：
现在农村的储蓄变成了城里的投资，用于搞高速公路、机场等，他们自己搞生产却没有钱。
大家有时对企业家不理解，这很不公平，所以要为富人说话，现在的社会财富这么多，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当然也有党的政策支持。
三十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如果睡一觉醒来，我不会觉得是在中国，我会以为是在美国。
慈善应该由民间来做
本报记者：前段时间，你办富平保姆学校时遇到了困难，甚至你学校毕业的保姆由于疏忽，导致雇主家里的孩子死亡而经历了一场官司，想没想过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困难？
茅于轼：开始没想，后来人慢慢多了，我们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保姆这个行业是人对人的服务，出什么事都可能的。北京保姆行业里已经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把客户弄死了、有的保姆工作中摔死了、还有的保姆有偷窃行为等等，所以后来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说实话，一时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不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们曾想过这个事是不是不能做了，但是一旦退出来，我们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到北京就业的目的就达不到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坚持在做这件事。后来发生了这场官司，如果法院能公正地判决，我们也能承受，现在问题是法院的判决显然是很不公正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现在法院既然判了，我们就得执行，这没有办法。
本报记者：这场官司需赔付多少钱？
茅于轼：47万。
本报记者：从哪筹集这笔钱？
茅于轼：各方面凑吧，单位自己有十几万元的剩余，还缺三十万，由社会捐款、股东出资凑齐。头两笔赔款已经付了。
本报记者：你在帮助弱势群体的同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没想到过颐养天年、放弃这些事吗？
茅于轼：政府对民办事业不放心，我们政府是个大包大揽的政府，过去是从摇篮到坟墓它都管，当然农民它不管，只管城里人，现在有了民营企业，挣钱的事它不管，很多事都是民营企业在做，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做慈善本该由民间去做，可是我们过去的慈善事业都是政府在做，现在政府脑子还没有转过来，还要加强控制、不让老百姓办慈善。这条路不能说绝对不通，但非常之困难，我们为此跟政府打了不少交道，都没有成行。
要是有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少花很多精力，但应该讲，很多人还是很热心的，政府里也有很多热心人，所以我们多少还能办些事，比如甘肃省政府就比较支持我们，我们的生源主要来自甘肃省。
我没有想过放弃，不但不想放弃，还想扩大招生、做大一点。我们现在一年也就招三千人左右，一个月不到三百人。拿一个省来讲，它有几百万人的劳动力，但现在有变化，有所减少，所以现在需要挖掘其他机会，我们正在联系河北、河南帮助我们扩大招生。
本报记者：很多人认为，你是凭着理想在做事，理想主义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茅于轼：我这个人充满了理想，但我不脱离实际，从现实出发。从正面讲，一个人应该为了理想而奋斗，我有很多理想，我真正的理想是世界大同的理想，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对外交的看法、对全世界市场的看法，我都非常理想化，这种理想化好象没什么负面影响。
本报记者：你凭着理想在做事，但现实世界并不完善，你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茅于轼：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不论做什么事，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这个无所谓，我不在乎。和政府打交道也一样，有的很支持，有的就给你设置障碍，我倒觉得很自然，得道者多助，我终究还是做成了很多事，你做的对，大家还是愿意支持你的。
在中国开办私人银行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2006年，尤努斯因为开办穷人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媒体也开始报道你在山西设立的扶贫基金，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做这件事情的？
茅于轼：1992年，我捐了200元给希望工程，这个钱到了山西一个小村庄，接受捐助的小朋友给我写了信，就这样开始有了交流。我了解他们那有个老师是残疾人，我就想用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我是经济学家，想着怎么能小钱办大事，于是想到了小额贷款，第一次给了他们500元，半年后500元还回来了，我就再加点钱，就这样慢慢做起来了。
